2012年1月16日

〔郵票〕新北/雙溪:牡丹村


  如果你偶爾需要流浪,而你又沒有多餘的假期、多餘的經費、和多餘的勇氣,我建議你,可以去牡丹村。

  牡丹村在新北市雙溪區。你上網查牡丹,應該會查到屏東縣牡丹鄉,那也是個很棒的地方,我的天涯海角,就在屏東縣牡丹鄉的旭海。不過,這裡說的牡丹村,就近在咫尺(當然這是以天龍國的標準來看)。雙溪區就在新北市的東北角,新北市雙溪區牡丹村就在車程一個小時左右的地方。

  查一下火車時刻表,從台北火車站,坐區間車,應該不必一個小時。如果你想坐公車或開車前往,查一下地圖,一點都不麻煩,


  我在圖書館找到了〔雙溪鄉志〕,雙溪這個地方,往海邊走,就到了貢寮,往山裡去,可以通往九份、金瓜石。當年九份、金瓜石因礦業而興,於是來往有許多古道,作為〔對外交通之憑依,物資輸運之必經〕:三貂嶺古道、茶販古道、外澳烏山孔道、燦光竂塘古道、大樟嶺古道(又名辭職嶺古道或流淚坂)、牡丹十三層古道(又名挑菜古道)。
 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,還可以找到一些遺址古跡:魚桁公館、千總第遺址、風吹輦格、無緣之墓、牡丹十三層製鍊所……
  當然,如果你的行動力沒那麼強,那就待在小村莊裡面,看時光緩慢流動,那也是很好的。




  會有一些地方,你自己的私房景點,因為太喜歡了,所以捨不得分享。但是有另一個原因,是你害怕分享了,也得不到認同。於是你默默地喜歡,別人不懂也無所謂。

  你的流浪症又犯了,常常伴隨著偶爾的憂鬱症而來,或者流浪是為了治療你的憂鬱,又或者流浪就是你憂鬱的症狀……這些都不重要了。


  牡丹村常常會讓我想起馬奎斯筆下的小鄉鎮。那些小鄉鎮,美到會讓你想流浪。在〔預知死亡紀事〕中,小鄉鎮來了一個叫巴亞多.聖.羅曼的神秘男子,巴亞多寄居在鄉鎮的寄宿公寓,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,只覺得他細瘦、俊美、多金、懶散、頑皮、憂鬱、卻又迷人。

  九月末的某一天,巴亞多正在搖椅上睡午覺,這時鎮上最美的女孩正和她的母親走過廣場,巴亞多.聖.羅曼半醒著,看到了這兩個穿重孝的女人。在下午兩點的沈寂中,那兒似乎只有這兩個活人。亞巴多問老板娘這姑娘是誰,老板娘告訴亞巴多這女孩的名字。
  【她的名字起得真好。】他說。
  然後,他把頭靠在搖椅的靠背上,重新閉上了眼睛。
  【等我醒來時,】他囑咐說,【請提醒我,我要跟她結婚。】


  在我酷愛流浪的那幾年,我無意漂流到了牡丹村。
  一個只有老人和狗的小村莊,村中只有一間蔬菜舖、和一間小吃店。


  我遇到三輛小貨車改裝的流動店舖,分別是豬肉舖、衣衫舖、雜貨舖。


  火車站就在不遠的盡頭,在我停留的時間,經過了三輛火車,但沒有一輛停下來。


  而我也即將離去。


  在牡丹村,我找到了我的郵票題材,窗戶內塞滿了無人領取的信件。讓我想起了馬奎斯的另一部作品:〔沒人寫信給上校〕。在南美洲的小鎮,上校等著一封永遠不會收到信。在牡丹村,卻是信都寄來了,但是主人早已離去。


  你應該去流浪,你總是會找到適合流浪的地方。
  你終究會找到你的牡丹村。

2012年1月12日

〔文字〕樂生日記(下)


2006/01/13

  導演拿了她以往的作品給我看。兩年前的紀錄片,是拍她92歲阿媽的的故事。
  比我原先的預期還要好,頗有抒情詩的風格。優美而懷舊的畫面,充滿文學性的自述,情感內斂卻挑動人心。
  有些紀錄片的導演,會站在純客觀的立場,只作忠實的記錄(但是也不能毫無感情,會變成新聞片);但導演用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,帶出主題,也強烈表達出個人的意識。這是一種自省式的主觀。
  原以為她在結構上會比較弱,結果她用阿媽手寫的筆跡(阿媽中風不能言語,所以在手寫板上寫些潦草的字),作為章結的標題,巧妙地切割段落與段落之間的空隙。
  如果要我提出一些意見的話,我會覺得敘述方式太內斂了,是我的話會選擇讓情感再飽和些。

  其實以一個創作型作者而論,導演無疑是風格強烈的。我想她的問題,不是創作上的,而是平日的生活管理及情緒控制吧(這也是了了的看法)。
  例如湯阿伯鬧情緒不能拍,導演就可以沮喪兩三天;還有找不到VHS帶子作剪貼,也可以困擾她很久。後來我提議跟朋友找舊帶子,她竟然稱讚我很聰明,讓我啼笑皆非。

2006/01/14

  公視尾牙。導演爭取到所有工作人員參加。【有酒喝哦,可以喝到吐。】導演像個孩子一樣。
  製片說,會來樂生拍片的,都是怪人。
  首先是翻譯,佩,第一天工作就遲到三小時。導演跟製片抱怨,佩最準時的紀錄,是晚到一個半小時。製片很樂觀地說,這不是進步了嗎?
  佩在歐洲遊學,台語的聽力很好,除了把〔出家〕聽成〔出嫁〕外,此外狀況不錯。佩總是精神恍惚,穿睡衣出外買晚餐。導演說佩在荷蘭吸了過多大麻。

  信非學南管,唱歌仔戲和黃梅調;骨瘦如柴卻斷食十四天,只吃酵素粉。長達五年的憂鬱症病史,總穿著唐式飄逸服裝,耐心地和漢生病患噓寒問暖。

  攝影師:文華、若依、罐頭。文華留著小鬍子、戴著壓低的棒球帽、對空氣講冷笑話。若依是大女人、英文流利、滿口女性主義。罐頭會在月中花光所有的錢,然後快樂地度過到月終;在一群不正常的人中,他的正常顯得怪異。

  最後是我,名義上的助導,實質的打雜,開著敞篷跑車,雅痞打扮,年紀不小了,卻故作天真。
  決定尾牙時,教大家玩海帶拳,然後喝到吐。

2006/01/17

  下午和導演、信非去淡水探勘場地。
  先去沙崙。荒蕪沙灘、壯闊海浪、剛好又是日落。導演很喜歡。
  接近晚餐時刻,信非邀請我們去一個陶藝家的工作室。
  陶藝家五十多歲了,人很客氣,穿著圍裙在廚房煮菜。他的老婆小孩住蘆洲,三芝是工作室兼臨時住家。氣氛很好,古樸的家具、厚重的陶製餐具、茶具,主人煮了好吃的素菜招待我們。
  藝術家未必是良好的經營者。地處三芝,招募學生不易,藝術家又想專心創作,無力經營管理,經濟上陷入窘境。信非偷偷告訴我,就是差一百萬,很可能工作室會被迫收掉。我心裡盤算,如果轉換成餐飲休閑場所,陶藝品重新包裝出售,應該有很好的收益。看來我的藝術性格逐漸流逝,變成生意人,腦袋第一個考量的,就是成品收益這類問題。
  泡著文山有機茶、喝著蒸餾的鳳梨酒、圍著爐火、聽信非唱悠悠南管,想起前些日子我還成天出入夜店,搖頭晃腦、赤裸上身、揮汗如雨,反差還頗大。更別提一年前,穿著西裝領袋、手提電腦,在深圳和芬蘭Nokia工程主管作簡報。
  我喜歡現在的生活。即使忙碌,但沒有負擔。

2006/01/18

  明天要幫導演翻譯帶子(攝影師拍了很多帶子,導演根本不知道內容是什麼,所以要把裡面院民的話翻譯成英文,導演才能剪輯),這本來是佩的工作,不過佩幾乎沒什麼進度,所以我接下來了。
  翻譯的方式,是把Tape 先拷貝到VHS帶子上,然後在電視機前面,一邊看著母帶,一邊手寫翻譯,如果對話不清楚,要來回重複聽好幾遍才能夠下筆。母帶的長度相當驚人,這是一個相當枯燥的工作。
  對於要翻譯這麼多的帶子,我是頗有微詞的。因為拍攝的數量龐大,導演怕掛一漏萬,所以要舖天蓋地翻譯,然後再就翻譯稿進行影片的剪輯。我在想,為什麼不想刪除掉一些沒用的帶子,再進行翻譯呢?
  其實導演的缺乏效率、及管理不良,已經快讓我凍未條了。
  導演知道我不認同這樣的工作模式,所以也不敢開口要我翻譯,只有我看她們沒有進度,忍不住說要幫忙時才做一下。唉,痛苦的工作。

  導演下週要回美國過農曆新年,三月再回來。又可以休息一陣子了。
  開心。真開心。

2006/01/19

  劇組都是怪人,我想會像磁鐵一樣吸引這麼多怪人來,導演應該是第一怪吧。。第一次見面,導演就很美國人式的打招呼,熱情地來個大擁抱(我認識的美國人都是如此,其實他們沒那麼熱情)。看似心無城府的傻大姐,其實內在是纖細敏感又情緒化。
  導演在台藝大教第三世界電影。跟她聊台灣的導演,她說她剛看楊德昌的〔恐怖份子〕,也喜歡侯孝賢。我說,問一個人,喜歡楊德昌或是侯孝賢,就代表兩種不同性格。喜歡楊德昌的,通常很聰明,喜歡理性分析;喜歡侯孝賢的,通常感性。她說我的想法很有趣,侯和蔡她都喜歡,但她最喜歡蔡明亮。
  我說最喜歡蔡明亮的,通常都是怪咖。她不喜歡王家衛,覺得他的故事簡單,畫面華麗但稱不上獨特,用大明星,本來就容易成功,但電影本身沒什麼趣味。
  她一天到晚說要退休,我心裡想,你也太天真了吧。問她要如何退休,她說就自殺,不用再花錢了。真是悲觀、天真、又情緒化啊。

2006/01/24

  導演要找一部紀錄片,〔海有多深〕,講述一個達悟族人,中風後回到蘭嶼的故事。
  打電話到誠品,只賸信義店有。
  年初才開幕,四層樓的旗艦店,我是第一次造訪。除了細分為〔音樂館〕、〔藝術館〕、〔日本館〕……的誠品,Armani Casa也進駐,還有清庭之類的精品家飾店。
  突然想找導演來看看,這樣〔精緻奢華〕的書店,也是台北文化的一部份。
  我原本就愛設計,注重家居生活,貪愛奢華享受。不過財力有限,對於琳瑯滿目的精品,也只是看看就好。
  音樂館裡,陳列了很多六、七零年代的老電影,也有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重要經典,還有第三世界、及非主流電影。商人越來越懂得包裝,把影史經典的科學怪人,和近期的凡赫辛,及其他經典恐怖電影,包裝成輯,外盒還是一個吸血鬼的棺材,真是鬼點子。
  這些資本主義極致發展下的創意,導演看了後,不知作何感想。她總是關懷弱勢及社會邊緣人,習慣當一個四海為家、刻苦耐勞的窮藝術家,她是否也認同,金錢的力量也如同人文關懷一樣,創造出截然不同但深厚豐富的文化?
  
2006/02/01

  導演回美國了,把我們所有人丟在台灣。
  我自己,依照原先進度,要聯絡一下後製公司,談預算。然後找找看有沒有合適的剪接師。
  如果是劇情片的話,常常是製片去找錢,找導演。但紀錄片的話,常常是由導演主導,找錢,找製片。在台灣的紀錄片導演都很可憐,錢少又沒什麼名氣。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一個紀錄片導演做這樣的工作呢?為什麼不去拍拍MV或廣告?

  明天要和一個MV導演及一個製片吃飯,詢問紀錄片剪接的事情,該整理一下思緒的,但是腦袋空空。
  然後寫著無腦的日記。我是無腦症的重症患者。

2006/02/02

  渾渾噩噩好幾天,今天還是做了一些事。
  和知名MV女導演討論剪接的事,終於有了眉目。果然我是熟女殺手,雖然不見得是靠美色,但是我的誠懇還是博得了友情及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。

  繼續寫著無腦的流水日記。

  明天要打電話給米漿及討論sound workshop的事。

2006/02/14

  飛曼谷,去帕岸島參加Full Moon Party
  把台北的煩雜事丟在一旁。

2006/03/20

  大學同學麥要短暫回國,期待。總覺得會擦出些想法。麥是很優秀的人,尤其在生涯規劃及美國房地產都頗有見地。
  導演也即將回國。去樂生總讓我心情很好。

2006/03/26

  佩在樂生辦了一個 sound workshop,這是佩自己的功課。湯何伯、文章伯、周阿姨都來了。還有樂生團隊、和佩的親友團。只缺了導演,她還在美國,她這一逃跑,就快兩個月。
  佩蒐集了各式各類的聲音,有海浪、草叢、山間的風、市集、鞭炮……從很細微到很吵鬧,要我們分辨,說說看法。
  佩清醒的時候,倒也流露出獨特的才華,把活動引導地很生動。院民也很配合參與,攝影師順勢拍下了我們和院民的互動。

  類似這樣的藝文活動,經常在樂生上演。樂生除了作為弱勢者的抗爭舞台外,也變成一個非主流文藝活動的表演園地。有一次,來了一個日本現代舞劇團,除了在國家戲劇院表演一場外,也特地在樂生搭了一個簡易的舞台,表演給樂生院民欣賞。這個日本現代舞劇團演出的劇碼,極其前衛,有一個中年女性舞者,以幾近全裸的姿態展現她肥腫的胴體,然後在舞台上歇斯底里地叫了十分鐘……
  我可以理解這個劇碼想表達威權迫害下人物的卑微,但是這個比雲門舞集更令人費解、更令人不安的舞台劇,會帶給院民什麼樣的衝擊呢?
  類似的活動,有戲劇、舞蹈、電影、樂團、座談會、新書發表……經常在樂生上演,看來樂生院民比一般人更有機會接觸藝術的薰陶。我想知道院民們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這些表演。我不敢問周阿姨,問了湯阿伯,他說看看還不錯。

2006/03/30

  導演回國了。加上信非,我們三個人一起去永康街吃很棒的素食料理。(這個時期,我一直吃素。)
  這兩個女人果然很八卦,聊著信非的新砲友。還要我猜。我真笨,明明就那兩三個人可以猜,還是猜到最後才猜中。
  然後兩個人又在聊精子的問題,討論誰可以捐獻精子。兩個人公認我是最佳精子供應者。算了吧,我又不高不帥,勉強算心地善良。女人話題真是讓我尷尬。

  晚上幫導演翻譯,頭昏腦脹。尤其最後聽到阿添叔講他遇鬼的故事(當時快半夜十二點了),真想趕快逃回家。我的英文真的不夠好,是不是該去進修呢?

2006/04/01

  帶文章伯去淡水出外景,沒想到狀況百出。
  文章伯講過一個故事,他曾經夢見漂流在海上,有一個古裝女子,伸手度他,後來他來到樂生佛堂,才知道那是菩薩。
  導演很喜歡這個故事,計劃去海邊出外景,找一個人扮菩薩,算是整段紀錄片中超寫實的部份。前一天,我和信非四處找尋扮演菩薩的服裝,最後信非說去永樂市場買布吧。
  信非的裝扮真是驚人,只是把買來的幾塊白布披掛在身上,就十足像極了菩薩,可以去拍民間傳奇故事了。女人真懂得裝扮自己。

  中午出門時天氣晴朗。一行人兩輛車八個人(製片也特地開車來),在樂生接了文章伯,想跟院方借輪椅,沒想到行政人員竟然問我,你們有跟院長報備過嗎?
  (什麼?院民外出還要報備?什麼時代了?)

2006/04/02

  導演說,她有個朋友,是英國來的藝術家,剛來台灣時,因為語言不通,所以被迫成為一個觀察者。
  剛來劇組,因為是個門外漢,所以只能靜靜地觀察。
  我喜歡觀察人,但也常常是個被觀察者。

  開著敞篷跑車、注重穿著、溫文有禮又好脾氣,會在樂生賺取微薄薪水,本來就是個異數。導演說,文章伯坐在我的側座,很專注地看我開車,然後問我:【你這車很貴吧?】【你結婚了嗎?】【有沒有想結婚啊?】我說文章伯年紀這麼大了也愛八卦,導演說文章伯就不會對她好奇。

  了了說,導演越來越依賴我。但是導演也很八卦,想探聽我。
  導演和信非有種情結,兩人互相需要對方,但是私下又抱怨對方,於是我居中作橋樑。
  有時候我也會作導演的心理咨商,聽她抱怨信非及翻譯佩。
  繼續觀察。

2006/04/03

  今天趕去立法院,樂生院民請願申請國賠。十幾個記者擠滿了小小的VIP室。立委雷倩也來了。現場有個小儀式,一個象徵漢生病被污民化,寫著〔還我清白〕的板子在現場用水洗淨。等這個表演一結束,所有的攝影機就迅速移動,換到隔壁另一間VIP室,等著拍另外一場活動,那是李慶華的政治報料。

  媒體工作者的迅速確實讓我眼界大開,一場又一場的訴求或議題,對他們而言,可能只是換了一個布景,過了一場戲。哪一場戲會是頭條?哪一場戲會被刪減?還要操縱在主編手中。或者說,操縱在收視率及觀眾買不買單的市場評估。

  我們紀錄片拍攝的重點,並不在於請願的內容,把是把重心擺在請願後院民的心情。文章伯說他習慣了,每次講得聲嘶力竭,多數人只是客套地慰問一下,即使來關切的政客亦然,露個臉,詢問一下,然後就沒下文。問他會失望嗎?他笑著說不會,還是得努力啊。

2006/04/05

  下午去找導演,一直以為她的進度不彰,沒想到她把剪接大綱擬好一個版本了。
  這是導演回台前就該完成的,她遲遲未開始。她似乎感覺到我對她有些失望,努力趕工。一聽完她的簡報,覺得很棒。導演果然不能小看。
  和她去樂生,短暫地和院民打聲招呼,然後回我家,用我家的大投影機看她的8釐米電影。第一次和創作者一起觀賞影片,果然是很特別的經驗。她的電影(多半是短片)實驗性相當強。〔小自我的輓歌〕,一開始,就是男男女女,全身赤裸,吟哦的聲音,像自慰、交媾、又像嬰兒初生。然後是蜘蛛啃囓獵物,從生到死的輪迴。大膽又前衛。
  我問導演,妳的個性看似那麼開朗,怎麼影片都那麼悲傷呢?她沒有答案。

2006/04/07

  今天是導演的期中考,她要剪五分鐘的影片給公視的長官看。
  前一晚導演在她家事先播給我們看,和預期的有點落差,結構有點凌亂,只是片段片段的院民口述畫面,沒有事件,沒有情節。
  紀錄片最怕的就是這樣,都是訪談、訪談、訪談。很像新聞片。
  沒辦法,硬著頭皮上。

  一早就趕到公視,導演、攝影師和我、連幾乎不露面的製片也來了。
  公視的長官,也是紀錄觀點的負責人,是個強悍的女主管。觀影完後,她發表了看法,果然評價不佳。她說,公視絕對不會干涉創作自由,但是對影片的品質仍舊要把關。她一一條列了影片的疏失,態度很強硬,製片也頻頻點頭附和。
  但是導演氣炸了,她說這只是她的五分鐘,並不是結果,她闡述她的觀點,公視長官立刻強硬駁斥,然後是兩個女人用英文連翻論戰(兩個人的英文能力都超強),火藥味十足,旁人都插不上話。
  我趁著空檔提了一個問題(我們私底下討論過的),因為影片過長,可不可以變為兩集。
  公視長官說:每個導演都說自己的影片過長,都只想著擴充內容變為兩集,但從來都沒有想過如何濃縮變為一集,如何把故事說得凝鍊也是一種功力。
  不愉快的會議結束,製片對導演說,剛剛長官說要改的部份都記下了嗎?導演更生氣了,說,你是我的製片,為什麼不站在我的立場幫我講話,你應該捍衛你的團隊,而不是幫外人一起指責你的團隊。
  然後導演的情緒病又發作了,說,如果要干涉我的內容,我寧可不做了。

  最後還是我出來打圓場,我跟導演說,妳就要回美國了,就在美國專心剪接,用妳的方式,畢竟這是妳的作品。至於公視是不是接受,等作品成後再來作戰。但至少把它完成。

2006/04/11

  週二在我家辦導演的bye-bye趴踢,她又要回美國了,才年初她已經回去兩次,看來還是要回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。
  很開心的趴踢,整個工作團隊都來了,還有導演的室友。(有邀請製片,但是他很識趣沒來。)買了現成的晚飯,喝紅酒,看了吉姆.賈木許的喜劇電影,除了導演外,沒人笑得出來,太深奧了。大家都喝得很嗨,酒精果然是好物。

2006/04/13

  導演今天在我面前哭。
  昨天喝了不少酒,她講起從小在美國念書的不快樂童年。剛上小學,戴了一個超大眼鏡,數十年都沒換過的舊衣服,視力不佳,語言又不通(她從小在家講台語),全校只有她和弟弟兩個東方臉孔。但是同學問她說,另外一個是她的家人嗎?導演死都不承認。導演大聲地笑著、說著、情緒有些激動。
  今天接她去樂生,換我情緒不好(很少有像我這麼大牌的助理),總覺得她管理能力不佳,輕重緩急不分。她客客氣氣地向我借洗衣機洗被單,又要我帶她去買tape清潔帶,還斤斤計較著去哪裡買比較便宜,又問我可不可以回國時載她去機場。我雖然盡量幫她了,但總生氣她的寒酸,買個小東西都要比價半天,我說tape 清潔帶我幫妳買了吧,但是她又不准我花自己的錢,結果只能開著我的跑車去跟店家討價還價。雖然她低聲下氣地請我幫忙,我也沒抱怨,但她應該感受到,她霸佔我太多時間了。
  她說要給我兩個月的薪水,一萬兩千,我說不用了,她還是去郵局領了現金給我(我一直念她為什麼不用銀行轉帳,她嫌麻煩);她還提領了現金準備繳房租;離開後正準備去光華市場買tape 清潔帶,結果在忙亂中,她竟然把錢包搞丟了,證件、一張VISA、一張ATM、一萬三現金。
  她一直說很糟糕很糟糕,魂不守舍又叨念個不停,我幫她釐清狀況:VISAATM掛失,就只是金錢損失;證件補辦,但來得及,不至於影響她回國;此外應該還好。我想把一萬二的薪水退還給她,她不肯收。我雖然努力安慰她,但是她已經陷入嚴重的沮喪中。

  我是不太會安慰人的。除了對她說,不要太在意,也講不出什麼話來。只能載她回家。

  車上,導演說她也不想一直飛來飛去(外國人在台三個月,就得出國一次),她很想留在台灣。很多人覺得疑惑,她如果待在美國,可以賺更多的錢,為什麼要回台灣拍這種不可能賺錢的紀錄片。她說她也不知道,每次她飛到台灣上空,看到台灣的土地,她就很想哭。她雖然是美國人,在美國出生,但是對美國就沒有這樣的感情。說著說著,她就哭了。
  她說,東華大學找她演講,想請她當老師,東華大學說,他們就是需要一個像她這樣能教電影的老師。但是礙於她是外國人,工作證有問題。導演只能在台藝大兼課,微薄的薪水(一週不到一千元)。導演說她不願意教英文(外國人在台灣最常作的工作),她只想教電影。
  這段話總讓我動容。我愛台灣嗎?當〔愛台灣〕已經變成政治術語時,我對於〔愛台灣〕這個口號,是有點反感的。導演說她沒被任何一個國家好好照料,她羨慕台灣人有近乎免費的健保,治安良好,人民友善……我這才發現,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幸福,我們都看不見,反而常常抱怨雞毛蒜的煩惱。我們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嗎?


2006/08/27

  導演在美國待了四個月的時間,終於把45分鐘的影片剪輯完成。
  在台灣,佩和我並沒有盡職地做好母帶翻譯的工作。大部份的翻譯,都落在導演那個因白色恐怖出國的母親身上。
  至於剪輯工作,因為沒錢,所以由導演土法煉鋼完成。
  什麼叫土法煉鋼?你想像剪輯,應該是一段一段影片,在電腦上移來移去,用電腦剪接。
  並不是。導演把一段一段影片,寫在便利貼上,寫滿了數百個便利貼,然後清出一面牆壁,把便利貼貼在牆上,左挪右移,排出適當順序。
  這種事,不是我這個電子工程背景出身的人,做得出來的。
  不過,反正是有效,有何不可?

  因為有前次和公視長官的爭執,製片和我,事前一同來檢視成品。
  雖然公視長官的要求,導演都沒遵守。但是整個影片非常流暢,我認為是沒問題的。
  製片卻非常緊張,他說,之前不是要求了,人物過多,所以每個人物旁邊都要有字幕介紹,不然觀眾會看不懂。
  導演非常生氣,我的影片風格,就是不要那種生硬的字幕,觀眾即使認錯人,也不會影響觀賞的情緒。
  然後兩個人又開始爭執。
  我是認同導演的,於是加入說服製片的行列。我認為公視長官的品味並沒有那麼差,為什麼不去說服公視,反而要去遷就自己的創作?最後還是維持現狀。

  還有音樂,沖片,和一些後製上的瑣碎事情,最後收工階段。

2006/10/03

  公視長官果然什麼都沒說,雖然沒有特別讚許,但是也沒有質疑,影片過關。
  接下來就是準備公演了。

2006/10/20

  Iris,美籍台裔導演,導演找來的剪接顧問。比我原先想像更有趣的人。
  跟我年紀差不多,大學讀的是EE,卻跑去念電影,從事電影工作。剛開始做的是剪接(男生果然實際一點,會先找一個可以填飽肚子的差事,不會直接從導演做起),然後慢慢找錢拍紀錄片。
  他的上一部電影,是拍攝一個九十多歲的夏威夷ukulele jazz樂手。拍攝過程中,發現他和二十多歲的助理,有一段不尋常的忘年之愛。片名叫〔To You Sweetheart, Aloha〕。
  他的紀錄片還有〔Limited Partnerships 〕,不同國籍的同志情侶,他們對抗美國移民法的奮戰。〔One + One〕,HIV病人(one gay, one straight)與病魔抗爭的故事。
  他的製作公司叫〔Walking Iris〕,行走的鳶尾花,Iris也有彩虹的意思。
  他試探性徵詢我是否可能當他的製片。

2006/10/26

  〔樂生〕,在公視首播。

2012/1/10

  從這邊以後就沒有日記了。非常虎頭蛇的故事。〔樂生〕這部記錄片最終還是完成了,在公視上映。當然其中還有許多波折,不過我的日記已經沒有再紀錄下去。我後來接下 Iris 的製片工作,拍攝關愛之家的愛滋寶寶。我走進關愛之家,歷經文山社區中途之家被當地居民驅趕、也陪同進入法院進行法律攻防、看到重症病人因腦膜炎而神智失常、經歷病友死亡、火化、骨灰灑向淡水海邊……拍攝一半,又因為經費原故中途而廢,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。

(關愛之家)

2012年1月7日

〔文字〕樂生日記(上)


  這些照片,都是2006/6/11 樂生大遊行時拍的,我這時才剛開始學攝影。在樂生的時候,我竟然完全沒有影像記錄,真是令人扼腕啊。



2005/12/26

  新工作一週了。
  正在幫一個導演拍紀錄片,主要工作是作為導演(一個ABC女生)與受訪者之間的翻譯員(英語及台語),偏偏這兩種語言我都不靈光。
  語言的問題還是其次,導演是個好脾氣、個性開朗、不會下達明確指令、也不會提出主觀意見的人。她常常會問我:【你覺得怎樣拍比較好?】【你覺得還有什麼問題想問的?】
  我心裡的OS正在說話:【我才來一個禮拜,什麼都沒進入狀況,我能提供什麼意見。】
  今天也是如此,不預期地訪問〔米漿〕,什麼問題都沒準備,我就被迫上場。米漿是長期在待樂生的工作人員,本身並不是患者。我第一次見到米漿,就要引導他開啟話題(因為我也不知道要問什麼)。更可怕的是,我的聲音及影像,也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入鏡。
  實在是擠不出話題了,導演還要問我,你還想再拍什麼?還有什麼要問的?

  正在對自己的表現不佳產生小焦慮時,還好有個小驚喜,路上碰到文賓伯,他願意入鏡,拍攝他在廚房煮菜,然後送到病房給病友吃(應該是不錯的畫面)。
  但這個驚喜有個小小的副作用,文賓伯主動帶我們進入新院區病房,不清不楚地述說新舊院區的故事。阿伯打開話閘子,就是一個半小時,我那時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,差點昏死在病房。

2005/12/28

  文賓伯七歲就來到病院,他媽媽是患者;十七歲也被發現染病,然後強制送到樂生。
  文賓伯今年快八十歲,他十幾歲就在日本料理店當學徒,每天早起晚睡,要洗米、打掃、各種打雜工作。說得一口流利日語和簡單英語。
  我們訪問文賓伯,他一早就去市場買了四尾秋刀魚,【很便宜,四條才五十塊】,文賓伯用不標準的國語跟我們說。他早早就把魚清洗乾淨,等著下鍋,讓我們拍攝。
  文賓伯吃力地拿起花生油,倒入煎鍋中,爐子是插電的,阿伯用賸餘的幾根手指打開爐火。
  在長期接受媒體的關注下,文賓伯是懂得鏡頭的,他明白用自己殘缺的手指操作瓦斯爐是很震憾的畫面,於是他把自己的不堪,勇敢地曝露在鏡頭前。
  秋刀魚是要送給對面病院的張阿狗阿伯的,張阿狗行動不便,通常只能吃醫院準備的便當;阿伯每天都會送菜過去,算是加菜,數十年如一日。

  前天是耶誕節,數十個日本師生來到病院,為院民打氣慰問。在同樂會上,年輕的日本學生,用日文唱了〔故鄉〕。
  【青色的山、清清的河流,那是我的故鄉…】在拍攝文賓伯煎魚時,他用流利的日文唱著同一首歌。
  文賓伯說,他年輕時,看見神風特攻隊的機員,為了明天要出任務,撞沈美國的航空母艦,在日本料理店裡,流著眼淚,唱著這首故鄉……(不過我心裡有個疑問,台灣有神風特攻隊嗎?)

2005/12/31

  湯阿伯很聰明,從小家境不錯(我們一向認為在衛生條件不好的環境下才容易感染漢生病,這一點對湯阿伯是不適用的),湯阿伯在念建中時,發現感染了漢生病,於是他也不敢去學校,成天在三重埔附近遊蕩。

  週五約好了訪問湯阿伯,早上打電話去,一直沒人接,我們一行人還是去了樂生,隔壁阿伯說湯阿伯去了立法院請願,可能下午才回來。
  於是一行人,演導、我、三個學生攝影師,浩浩蕩蕩趕到立法院,聯絡了學生運動會長,得知他們在尊賢樓開公聽會;趕到了會場,才知道公聽會已經結束。
  想一想,一天總是不能就這麼泡湯吧。前幾天說好了,要回湯阿伯母校建中拍攝,所以我們又趨車前往建中探勘場地。
  公務員果然是很囉嗦。我事先打電話給教務主任說明情形,教務主任也爽快答應,要我們去找承辦人員,但是承辦人員露出怕麻煩的神色,擔心我們的拍攝會影響學生上課。我不斷跟他保證我們只會拍校園,最多是找一間空的教室拍。承辦人員要我們由電視台發公文,而且只給我們某一個週末(就是一週後)拍攝。只好聯絡製片,要他火速跟公共電視申請公文。
  正以為事情就此搞定,打電話給湯阿伯,問他近日行程,沒想到湯阿伯劈頭就是一句:【我最近很忙啦,沒空。】
  一聽,傻眼,沒想到一向和藹可親的湯阿伯也會像小孩鬧情緒。好言跟他說,學校只給我們一天,再過來導演就要回美國了。沒想到阿伯還是一副〔我很忙,到時候再說啦〕的態度。
  不順利的一天。

2006/01/01

  元旦和爸趕回台中掃墓,每年必做的功課。爸非常不滿意我的開車技術,不斷嘮嘮叨叨,害我想出賣爸,寫一篇他的嘮叨影響了我一生的故事。
  然後趕回台北。我心裡不斷盤算著要如何進行樂生的拍攝工作。
  不知道導演是太尊重每個人的想法,還是她心裡也還沒打定主意,每次就問我這個新手:【你有什麼想法?】【你還想拍什麼?】
  我立刻條列了接下來該進行的步驟:
1.      整理出樂生院民的故事,去蕪存菁。
2.      把故事的主軸定案。
3.      列出分鏡表。
4.      列出拍攝進度、及分工。
  以導演目前的進度,真令人擔心。萬一被公視退件,哦,真不敢想像。


2005/01/03

  信非回國了。
  信非是學南管的,原先說得一口流利典雅的河洛語。半年多前就和導演一起來到樂生,和院民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。每天早上,信非會打電話給阿伯阿姨,問候他們的健康,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。然後問一下他們的行程,看當天可不可以接受採訪。然後打電話給導演、攝影師,約在樂生進行拍攝工作。
  信非同時擔任訪問者及演員,和院民閒話家常時,她的聲音及影像也常常被收錄。
  前幾天(信非出國期間)為了安排湯阿伯前往建中拍攝,搞得焦頭爛額,正以為安排妥當後,阿伯突然鬧情緒,說他很忙,沒時間去建中。為此導演沮喪了兩天。我心裡想著,我也很挫折啊,我才來沒幾天,根本沒辦法取得阿伯的信賴。這件事,非得信非出馬不可。
  一早見到信非,她早早就來到樂生,正幫湯阿伯按摩背部。她說湯阿伯怕冷,手腳不方便,可能要等天氣好點再說(今天可是出太陽哦)。
  信非果然有辦法,逗得阿伯很開心。我拿出雷獸的月曆,分送給阿伯阿姨,果然禮多人不怪。然後陪周阿姨(周阿姨對我很親切,我應該去應徵師奶殺手),聽她數落捷運公司、媒體的不公。
  繼續學習謙遜、耐心。

2005/01/04

  今天準備了拍攝及播出的同意書,註明公視擁有著作權,請院民一一簽名。
  我逐字解釋,並告知院民,如果當事人不同意,我們是不會剪輯進影片中的。湯阿伯跟文賓伯,都是看完後就簽。周阿姨問我別人都簽了嗎?我說是啊,其他人都簽了,周阿姨說那你幫我簽好了。我說不行,怎麼可以呢?周阿姨說我同意啦,你就幫我簽。(我心中想,或許是周阿姨不識字?)
  (這些年紀很大的樂生院民,很多是不識字的,這件事我後來我才想通,所以接下來都請他們蓋手印。)

  暫且擱下,找阿雀阿媽。阿媽快九十歲了,拿出阿扁與她的合照給我們看。我請信非處理她的同意書。
  阿媽沒什麼意見,但問題是她六十幾歲的女兒。我們拍到母女兩個人的深情對話,但是女兒卻不同意播出。我一聽,急了,阿媽因為漢生病,十根手指頭都被截肢、斜嘴歪眼、巍巍顫顫,拍她洗碗,肥皂不小心掉在地上,她要用沒有手指的雙手把肥皂撿起來,這是其中最動容的畫面。信非在電話中耐心地和女兒溝通,說她們母女的對話,真的很感人。我問:如果有顧忌的話,是不是可以只收錄聲音和背影?
  我們當然知道這是兩難。病患與病患家屬的困境,外人很難了解;家屬也不想面對外界的眼光。但是好不容易捕捉到的珍貴鏡頭,卻不能使用,想也知道是多令人沮喪。

2005/01/05

  文章伯的故鄉在淡水,講了一些淡水的故事,導演決定去淡水出外景。明明是很簡單的事,但是美國作風導演認為應該幫他們保旅遊平安險。
  我打電話給保險經紀人,問她可否幫病患保旅遊平安險?她說,沒問題啊,即使癌症末期病人都可以。我說我正在樂生幫忙,她說很好啊,那是好事。我說妳有空也可以來看看,幫她們填寫保單。她支支吾吾。我們繼續聊了幾分鐘,她忍不住發問:【你不怕被傳染嗎?】
  【這種病的傳染性很低。】我說。
  【你怎麼知道?你有問過嗎?】【我來工作前,就作過功課,我在網路上查過了,治癒的病人是沒有傳染力的。】【你怎麼知道?你是有問過誰嗎?】
  當健健康康的我,都難以忍受這樣的質疑,可想而知,病患及家屬要面對別人的異樣眼光時,要承受多大壓力。

  開會後,導演決定刪除所有家屬的畫面。
  【其實信非和阿媽的女兒講電話,溝通了三十分鐘,那樣的畫面就夠了。】
  【其實不在場的人物,也是一種呈現;】導演說:【還有另一幕,是女兒走了以後,攝影機繼續拍阿媽。阿媽低著頭,若有所思。旁邊是一張空蕩蕩的椅子,時間似乎靜止了…】
  【這樣的畫面,可以讓觀眾理解,多年來,社會對弱勢邊緣人的壓力,依舊沒有改變。】
  
2005/01/06

  民國八十四年,台北市捷運局針對捷運新店線,擬在樂生所在地興建捷運機廠,作了一份環境評估報告。報告中明列了該地的老樹、野生植物,及窳漏的日式宿舍、建物。建議為樂生院民另覓處所,協調後可將整個療養院遷走。
  這是一份很有趣的報告(我剛好有機會拜讀原文)。如果單純以環境評估的觀點來看,該報告並無太大問題。老樹可以遷走、野生植物並無特殊處,當地的建物也達不到古蹟標準,樂生並沒有保存的價值。
  但是如果以文化歷史的意義來看,就相當有爭議。目前的古蹟法,規定只有上百年的建物是古蹟,值得保存。所以那些見証日本時代、國民黨時代的漢生病史、居住在目前世界上少數僅存的漢生病集中營中的七、八十歲老人,都不算是古蹟,也就沒有保存的法源依據。怪不得會讓人有〔老人不如老樹〕的感慨。

  當然看著這樣一份環境評估報告時,很明顯感受到的,那是一份刻意抺去院民存在意義的一份報告。
  而且這其中牽涉到的政府機關,範圍非常廣:原來的樂生院區,是由精省(凍省)前的台灣省政府管轄;捷運局則隸屬於台北市;精省後樂生改由行政院接手,相關的部會有交通部及內政部;而樂生的所在地則是台北縣;至於古蹟保存則由文建會負責。
  這麼複雜的政治環境,更別說是還牽扯到其中的藍綠政治角力(省政府是宋楚瑜時代、中央是阿扁政府、台北縣是綠色執政、台北市是不沾鍋政治明星)。
  我逐漸明白其中的政治背景、以及背後可以揣測出的利益糾葛。怪不得所有政治人物上台前都是一副關懷弱勢的嘴臉,上台後就必須向利益團體低頭。

2005/01/07

  我需要一些VHS錄影帶,來保存樂生的母片,如果有老舊、不想再看的帶子,請捐獻給我。謝謝。

(分隔線)

  最後的成品,只是一小時的紀錄片,目前已經拍攝的帶子,就有三十幾個小時。我可以了解導演的用意。樂生的病患都垂垂老矣,樂生也即將面臨拆除的命運。所以能拍盡量拍,免得以後後悔。
  就像我近期的樂生日記,其實是非常沒有章法、非常不結構化。我也是想能紀錄就盡量紀錄,等告一個段落再作整理。現在是跟時間賽跑啊。

  週四跟醫院查詢一些資料,員工知道我們在拍紀錄片,問有沒有撥一些錢給院民。【其實他們的狀況都不好,一個月只有七千多,加上三千塊老人年金,才一萬出頭,如果能夠給他們一點錢,總是貼補一下。】
  我也是哭窮:【其實公視給的錢很少,攝影師一個月才領一萬多,如果不是一股熱誠,根本做不下去…】
  但是我接觸到的樂生院民,從來沒有在我們的面前怨天怨地,文賓伯還會熱心地去小吃攤買麵請我們吃。自從接觸這一群我們原本以為很弱勢、很窮苦的人,看他們這麼樂觀,這麼自在,還真的深深感到慚愧,自己真的已經很幸福了。

2005/01/08

  週日安排的建中行程,果然不能成行,原因是阿湯伯的肩痛又犯了。看來又要再安排一次了。
  還是只能繼續跟阿伯阿姨聊天搏感情。

  台灣人權促進會頒獎給一群為樂生請命的日本律師。他們花了長時間、為漢生病患爭取權益、跟日本政府打官司、並獲得日本司法判決勝訴。台灣也有一群人,青年樂生聯盟,不斷幫助樂生院民……當我了解越多,就發現人間是有溫暖的。

  導演給了我一堆功課,要我查詢一些樂生的歷史、樂生和捷運的爭議。
  才查了第一個問題,我的腦子就被過多的資訊給塞爆了。
  嗚,我變笨了,而且是笨得很厲害。


2005/01/09

  漢生病(俗稱的麻瘋病)不是病毒,是麻瘋桿菌,傳染力很低的一種細菌。即使在不就醫的情形下,病菌也不會在人體生存很久。但是它會攻擊人的神經系統。麻瘋病很容易治癒,但是被侵蝕的神經系統沒辦法修復。所以病人很容易受傷感染,面目變形、肢體殘缺,醜陋的身形讓人害怕,造成一般民眾誤以為它是高傳染力、可怕的疾病。
  即使在醫院長期照顧病患的醫護人員,完全不作預防措施(他們並沒有戴口罩、手套、防護衣),也從未有人被感染。病人可以自由旅行,回家生活,但是仍有三百人左右的病患,選擇留在樂生。
  漢生病跟愛滋病有著類似的情形,都是低傳染力、卻被污名化的疾病(但是前者是細菌、後者是病毒,副院長說漢生病跟TB肺結核接近)。曾經有某國家主張,在愛滋病患臀部刺上烙印,以防止愛滋蔓延。乍聽似乎有理,嗯,我只能說這是個有創意的荒謬主張。還好並沒有施行。
  就像日據時代,漢生病患如果要結婚,必須強迫結紮(後來証實漢生病不會遺傳,病患的子女通常都很健康),曾經有過的不人道措施,現在聽起來都很匪夷所思。

2005/01/10

  痲瘋病這個字眼,本身是一個污名化的名詞,那些病人並沒有瘋,所以後來都改稱為漢生病。
  保羅.班德醫師著有〔疼痛〕一書,闡述了疼痛是上帝賜給人類最大的禮物。
 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?我們常常看到漢生病病人有截肢或失明的情形,認為應該是細菌或病毒侵害了病人的肌肉肢體,不過事實不是如此。漢生病是由痲瘋桿菌所引起,這是一種細菌,不是病毒,它會攻擊人的神經系統,而人的神經系統一旦被破壞了,就無法再修復,也就是不再感受到疼痛。如果一個病人維持一個不良的姿勢,造成肌肉萎縮,病人並不會感受到,於是間接造成肌肉的損傷。如果病人接受良好的照料,就不會造那那麼大的傷害。
  原來疼痛不是懲罰,而是禮物。

  湯阿伯告訴我兩個案例:有一個院民,冬天洗熱水澡,那時候沒有熱水器,都是用水壺燒開水再倒到鋁盆,結果熱水太燙了,院民並沒有感受到溫熱,坐在鋁盆很久,等到想站起來,鋁盆已經黏在屁股上了。
  另外一個是有院民在啃雞腳,啃著啃著失了神,後來旁人看到,大吃一驚,大叫:你怎麼在啃自己的手。

  想到我都胃痛了起來。

  關於疼痛這件事,漢生病人真的沒有疼痛感了嗎?湯阿伯說,什麼痛最痛?就是神經痛。神經痛起來,很多人都是半夜被痛醒,忍不住都用頭去撞牆。
  神經痛是什麼?對抽個血都哀哀叫的我,實在不敢去想像。

2005/01/11

  訪問醫院的金粉阿嬤。
  金粉阿嬤氣質很好,住醫院新大樓,基督教徒,小時候家境不錯,現在也很愛乾淨,房間整理得一塵不染。談到兒子時(其實是乾兒子),我脫口而出:【阿嬤有幾個孫子呢?】她訕訕地說:【沒幾個孫啦。】我才想到阿嬤(或是她先生)被強制結紮,應該沒有自己的親生兒子。
  拍攝時,信非訪問阿雀阿媽,漏了這個問題。我還是問了金粉阿嬤的婚姻和子女情形。其實我早就知道答案,也害怕這個話題會不會太殘忍,但是還是得請阿嬤在鏡頭前細說從頭。起初阿嬤避開正面答覆,後來還是說出她先生被強制結紮,沒有自己的小孩。
  阿嬤從舊樂生社區搬到新大樓,是經過一般掙扎的。【當時也是和他們一起抗爭,要保留舊社區,但是房子那麼舊,即使重新整修,還是得暫時搬到別的地方。何況舊社區到處都是野狗野貓,不太衛生……後來我去新大樓,說看看也好,結果那些抗爭活動,就不找我去了……即使不說,也看得出來,兩邊就在分彼此了……】
  【大家一起生活了數十年,都是有感情的。舊社區保留當然很好,新地方住久了也習慣,為什麼要為這個,感情就不見了呢……】

2005/01/12

  我問導演一個問題:什麼樣的人會想搬到新院區?什麼樣的人會想留在舊院區?
  討論了半天,並沒有明確答案。導演說,這跟人的個性有關,像金粉阿嬤,愛乾淨,愛安靜,新院區對她而言,是比較舒適的。
  那就代表留在舊院區的,是比較不在乎環境的,或者說比較念舊的?
  醫院在蓋了新院區之後,為了鼓勵院民搬到新院區,是用了一些手段的。例如讓搬到新院區的院民有一些實質金錢上的補助,或者讓自願搬去的人有個人的獨立房間。
  還有一些是用間接逼迫的:例如颱風來了,颳毀舊院區屋頂、也不去修補、根本無法住人,只能搬到新院區。然後趁著沒人關注時,就派怪手剷平舊院區。
  那些堅持不離開舊院區的人,是什麼想法?
  湯阿伯,念到建中時發現感染漢生病,是很聰明、很有個性的阿伯,他是很勇於表達自己的理念。
  阿雀阿媽,90幾歲了,行動不便,也沒什麼強烈意見,本來應該是很容易受人擺佈的,但是她的信念是謹守家園。
  當時如果不是關心樂生的社運團體出面,為他們發聲,樂生院民應該早就默默遷到新院區了吧。
  為什麼年紀這麼大了,還能夠有這麼大的勇氣,為自己的尊嚴爭取發言權?


2012年1月4日

〔文字〕樂生日記(前言)


   Anita 寄了E-mail 給我,說她在八德路的倉庫藝文空間有紀錄片映演,放映的是她的舊作〔62年與6500浬〕。
   這是一封罐頭信件,寄給很多人,她並沒有特別打電話邀請我。我決定突然現身給她一個驚喜,我知道她是想見我的。


   2005年,我加入她的紀錄片團隊,拍攝樂生療養院。Anita是導演,我的工作算執行製作,其實就是打雜。
   Anita 是美國出生的台灣人。有些人介紹Anita 時會稱呼她為ABC,不過Anita 會更正為ABT。她的母語是英語,小時候會跟父母說一些閩南語。她原本在美國政府當公務員,卻跑回台灣拍紀錄片,拍的又是台灣的弱勢族群,長年居住在樂生療養院的痲瘋病病人。我擔任她的翻譯。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多數說閩南語,我再翻譯成英文給Anita。但是我的閩南語可以聽但說得很爛,而我的英語比閩南語更爛,而Anita 是國語比閩南語糟,於是我們大家都常常處在一個聽不懂對方講什麼的情況下進行拍攝。

   Anita 有美國人的樂觀和熱情,第一次見面就來個大擁抱,笑起來非常灑脫。我說剛認識她時,覺得她就是美國人(她真的就是美國公民),大剌剌的,認識久了以後,又覺得她內在敏銳纖細的部份,是非常東方的。

   今天的映演會在倉庫藝文空間(感覺也是一個不容易維持的藝術團體),觀眾大多數是Anita的親友,像這樣的紀錄片公演,能夠動員的觀眾,想必都是親友團,但是沒想到行動不便的樂生長輩們也都來了。有些阿伯阿姨完全無法行走,只能依賴輪椅,也就無法前來。至於能夠不依賴他人、蹣跚舉步的黃阿伯、湯阿伯、周阿姨……他們都非常熱情地來捧場。


   今天播映的不是〔樂生〕,是Anita的舊作〔62年與6500浬〕,講的是Anita阿媽的故事。
   Anita 的阿媽見證了228的歷史,曾幫助受難的人,在陳水扁總統時期受頒為民主阿媽。Anita 的爸媽則在白色恐怖時期,名列黑名單上,後來移民美國,Anita 和弟弟則在美國出生受教育。〔62年〕是Anita與阿媽的年齡距離,〔6500浬〕則是美國與台灣的空間距離。紀錄片著重的角度,並不在描述228的歷史,而是導演用美國移民第二代的身份,去旁觀一段家族與社會的過往記憶,同時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。

   樂生活動聯盟的召集人也來了。我問她近況如何?她說,某種角度來看,樂生的訴求被重視了,部份園區被保留了,算是某種勝利吧。但她卻有一種失落感。
   我是理解的,社會活動跟藝術活動一樣,都是天生反骨才搞得出來。一旦反對勢力妥協了,自身的反動動能反而消失了。
   看到樂生的阿伯阿姨們,他們原本也是善良的小老百姓,承受著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,他們原來是弱勢不出聲的一群,卻在社運人士的推波助瀾下,站在對抗威權的第一線。運動暫告一段落,現在回歸平靜,日子還是一樣過。

   (上述三段文字是我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初期的想法,當時政府允諾保存部份樂生園區,樂生運動在這場勝利後,一度銷聲逆跡,但2012年總統大選在即,少數樂生抗議份子,又要求政府重視樂生問題,我們才發現,保存樂生園區這件事,可能從頭到尾都是芭樂支票。捷運新莊線即將於大選前通車,樂生院區與旁邊的新莊機場卻發生走山危機,候孝賢、蔣勲、張小虹、吳晟、鴻鴻、朱天文、朱天心、紀大偉……等及社運、藝文團體要求立即停工。但似乎這樣微弱的呼救聲,隨時都會被垃圾般的選舉新聞給淹沒。)


   Anita 總是對別人說,如果不是我的話,她沒辦法完成這部紀錄片,不過我總覺得我獲得的比我貢獻的多。
   對我而言,那是一段很愉快、很特別的經驗。當時的我,正處在職場顛峰期,但卻因為一些人生的意外,衝動地辭退工作(而且不打算回到職場上了)。然後過著吃喝玩樂、狂歡縱慾的生活。同學了了問我願不願意幫 Anita 的忙,做她的翻譯。Anita 說薪水一個月6千,她自己當導演的薪水也只有1萬2,其他工作人員的報酬也都低得可憐。
  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定位。Anita 是個窮藝術家,完全不懂計算成本與收益。她又是個外國人,能夠找得到的支援少之又少。我基本上就是負責製片的工作,也就是打雜(原來掛名的製作人,根本就很少出現)。

   工作團隊的組合也很妙。三個攝影師,都是Anita 在台藝大任教的大學生,專業度都不夠。有一個翻譯,佩,成天魂不守舍,後來被 Anita 開除了。還有信非,唱南管的女生,也是翻譯,最主要的工作是逗樂生的阿伯開心。三個不專業的攝影師和三個不稱職的翻譯,卻連個像樣的製片都沒有。

   那時候,一週大概去樂生3~5天,多半就是和樂生的阿伯阿姨聊天,紀錄片是沒有腳本的,可能拍了一整天,能夠用得上的不到五分鐘。沒辦法,紀錄片工作者得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院民培養信任感。這樣的模式,我剛開始是非常不習慣的。

   從我加入以後,拍攝工作持續了一年,但大部份時間是處在低效率情況下。工作時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:為什麼我們的紀錄片如此缺乏效率呢?有三個選項:1. 紀錄片本來就是一個無法講求效率的工作。2. 我們的工作團隊又是比一般人更無效率的藝術家。3. 本來就是如此,而我把自己的工程界商業模式帶過去,根本就是不對的。我想最後的答案是4. 以上皆是。

   我們拍攝的主要對象,集中在湯阿伯、張阿伯、文章阿伯、周阿姨、阿雀阿媽,5~6個人身上。他們經常面對鏡頭,習慣了,很多過往的悲傷記憶,大概對不同的媒體講了上百遍吧。不過講到傷心處,還是一而再地掉眼淚。

   樂生的阿伯阿姨對我們都非常好,看到我們都笑瞇瞇的。那時候我都開著我的敞篷車載著Anita去樂生,樂生的阿伯阿姨也不覺得有距離,還會請我們吃飯。那時候我有深深的感觸,雖然我們的年齡、生活背景、社經地位差距非常遙遠,但是並沒有誰高誰低的問題。我不必同情他們,他們也不覺得自卑,雙方只是建立一座橋樑,完成一件作品,紀錄一個過去。

   關於樂生的議題,因為近距離接近他們,我也有了不同的體會。很多人並不是搞得清楚,多數都只能提出一些粗淺的疑問:
   政府都沒有照顧他們嗎?(不能這麼說,政府這旁邊蓋了新院區,有更好的設備,更好的醫療,多數的院民也已經遷移到新院區。)
   舊院區的院民為什麼不搬呢?(舊院區的所有權當然是屬於政府的,全世界多數的漢生病院區也都被強制搬遷,但那是合理的嗎?他們曾經被強制隔離,難道不能要求一點尊嚴嗎?)
   那是院民要求更多的補償?(從頭到尾,院民都沒有金錢上的要求。金錢補償只是附帶的,不能說它不重要,但那不是物質上的,而是尊嚴上的。)
   院民不是都快凋零了嗎?不能把問題往後挪嗎?(這就是歷任政府的處理方式,只要媒體不關注,能偷偷動工就偷偷做,房子壞了也不修,政府甚至想把這一個不愉快的記憶,隨著時間而抺去。)
   那社運團體在吵什麼?(哦,我的自問自答也快招架不住了。)


   紀錄片結束後我和 Anita 去Fresh 喝酒。她現在在花蓮東華大學教電影,還在拍紀錄片。拍的是原住民語言和其他國家南島語系的關聯(還是很冷門的題材)。和她一起拍攝的,是她的兩個原住民女學生,是一對拉子。她發現台灣原住民某一族的語言,和夏威夷原住民語言有共通性,還去了夏威夷出外景。

   我看過 Anita 早期導演的短片,非常實驗性,非常文學性,雖然後來很多是弱勢關懷的議題,但批判性不強,反而有很深沈的人世抒情與時空感傷。她的文筆應該不錯(我對英文的鑑賞力不強),但是在台灣,她說她的中文是小學程度。

   Anita 很喜歡跟我喝酒,總覺得酒後容易吐真言,算是釋放情緒吧。她有一次喝醉了以後,在我面前哭了,她說她坐飛機回美國,在高空上看到台灣的土地,會一直掉眼淚。她說想留在台灣,但是在台灣不容易找到教電影的工作。她不想教英語,雖然教英語可以賺比較多錢,但教英文不是她回台灣的目的。她說在美國和台灣,她都沒有好好被照顧。小學在美國讀書,她是學校唯二的華人(另一個是她弟弟),但同學問她說,那是你弟弟嗎?Anita 死都不承認。但是台灣也沒有好好對待她,她至今還是拿不到台灣身份證(Anita說蔡明亮到現在也是拿不到台灣身份證),連健保都沒有。

   她問我的近況,我說我在旅行,某種程度算吃喝玩樂,拍攝郵票,貼近土地,感受人生(講的有點心虛)。
   我們的談話內容並沒有涉及樂生,畢竟那已經塵埃落定,我們各自有各自的人生,一切都還是要看著未來。
   和她約好了去花蓮找她,她會帶我去原住民部落。人生中你總會遇到這樣的人,來自遙遠的兩點,短暫交會後又各自分開。但曾經有火花,也就足夠了。

   (後記:一年後,再度接到Anita 的 E-mail 。她在東華大學教書一年後,又在美國接到另一個工作,回美國去了。不知道她的原住民紀錄片進行到哪裡?我把當時的日記整理出來,當年我還不懂攝影,沒有單眼相機,也完全不拍照,很多寶貴的影像竟然都錯過了,想來就扼腕。還好還留了一些文字,不然很多事都淡忘了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