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文字〕樂生日記（前言）

 　　Anita 寄了E-mail 給我，說她在八德路的倉庫藝文空間有紀錄片映演，放映的是她的舊作〔62年與6500浬〕。
 　　這是一封罐頭信件，寄給很多人，她並沒有特別打電話邀請我。我決定突然現身給她一個驚喜，我知道她是想見我的。

 　　2005年，我加入她的紀錄片團隊，拍攝樂生療養院。Anita是導演，我的工作算執行製作，其實就是打雜。
 　　Anita　是美國出生的台灣人。有些人介紹Anita 時會稱呼她為ABC，不過Anita 會更正為ABT。她的母語是英語，小時候會跟父母說一些閩南語。她原本在美國政府當公務員，卻跑回台灣拍紀錄片，拍的又是台灣的弱勢族群，長年居住在樂生療養院的痲瘋病病人。我擔任她的翻譯。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多數說閩南語，我再翻譯成英文給Anita。但是我的閩南語可以聽但說得很爛，而我的英語比閩南語更爛，而Anita 是國語比閩南語糟，於是我們大家都常常處在一個聽不懂對方講什麼的情況下進行拍攝。

 　　Anita 有美國人的樂觀和熱情，第一次見面就來個大擁抱，笑起來非常灑脫。我說剛認識她時，覺得她就是美國人（她真的就是美國公民），大剌剌的，認識久了以後，又覺得她內在敏銳纖細的部份，是非常東方的。

 　　今天的映演會在倉庫藝文空間（感覺也是一個不容易維持的藝術團體），觀眾大多數是Anita的親友，像這樣的紀錄片公演，能夠動員的觀眾，想必都是親友團，但是沒想到行動不便的樂生長輩們也都來了。有些阿伯阿姨完全無法行走，只能依賴輪椅，也就無法前來。至於能夠不依賴他人、蹣跚舉步的黃阿伯、湯阿伯、周阿姨……他們都非常熱情地來捧場。

 　　今天播映的不是〔樂生〕，是Anita的舊作〔62年與6500浬〕，講的是Anita阿媽的故事。
 　　Anita 的阿媽見證了228的歷史，曾幫助受難的人，在陳水扁總統時期受頒為民主阿媽。Anita 的爸媽則在白色恐怖時期，名列黑名單上，後來移民美國，Anita 和弟弟則在美國出生受教育。〔62年〕是Anita與阿媽的年齡距離，〔6500浬〕則是美國與台灣的空間距離。紀錄片著重的角度，並不在描述228的歷史，而是導演用美國移民第二代的身份，去旁觀一段家族與社會的過往記憶，同時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。

 　　樂生活動聯盟的召集人也來了。我問她近況如何？她說，某種角度來看，樂生的訴求被重視了，部份園區被保留了，算是某種勝利吧。但她卻有一種失落感。
 　　我是理解的，社會活動跟藝術活動一樣，都是天生反骨才搞得出來。一旦反對勢力妥協了，自身的反動動能反而消失了。
 　　看到樂生的阿伯阿姨們，他們原本也是善良的小老百姓，承受著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，他們原來是弱勢不出聲的一群，卻在社運人士的推波助瀾下，站在對抗威權的第一線。運動暫告一段落，現在回歸平靜，日子還是一樣過。

 　　（上述三段文字是我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初期的想法，當時政府允諾保存部份樂生園區，樂生運動在這場勝利後，一度銷聲逆跡，但2012年總統大選在即，少數樂生抗議份子，又要求政府重視樂生問題，我們才發現，保存樂生園區這件事，可能從頭到尾都是芭樂支票。捷運新莊線即將於大選前通車，樂生院區與旁邊的新莊機場卻發生走山危機，候孝賢、蔣勲、張小虹、吳晟、鴻鴻、朱天文、朱天心、紀大偉……等及社運、藝文團體要求立即停工。但似乎這樣微弱的呼救聲，隨時都會被垃圾般的選舉新聞給淹沒。）

 　　Anita　總是對別人說，如果不是我的話，她沒辦法完成這部紀錄片，不過我總覺得我獲得的比我貢獻的多。
 　　對我而言，那是一段很愉快、很特別的經驗。當時的我，正處在職場顛峰期，但卻因為一些人生的意外，衝動地辭退工作（而且不打算回到職場上了）。然後過著吃喝玩樂、狂歡縱慾的生活。同學了了問我願不願意幫 Anita 的忙，做她的翻譯。Anita 說薪水一個月6千，她自己當導演的薪水也只有1萬2，其他工作人員的報酬也都低得可憐。
 　　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定位。Anita 是個窮藝術家，完全不懂計算成本與收益。她又是個外國人，能夠找得到的支援少之又少。我基本上就是負責製片的工作，也就是打雜（原來掛名的製作人，根本就很少出現）。

 　　工作團隊的組合也很妙。三個攝影師，都是Anita 在台藝大任教的大學生，專業度都不夠。有一個翻譯，佩，成天魂不守舍，後來被 Anita 開除了。還有信非，唱南管的女生，也是翻譯，最主要的工作是逗樂生的阿伯開心。三個不專業的攝影師和三個不稱職的翻譯，卻連個像樣的製片都沒有。

 　　那時候，一週大概去樂生3~5天，多半就是和樂生的阿伯阿姨聊天，紀錄片是沒有腳本的，可能拍了一整天，能夠用得上的不到五分鐘。沒辦法，紀錄片工作者得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院民培養信任感。這樣的模式，我剛開始是非常不習慣的。

 　　從我加入以後，拍攝工作持續了一年，但大部份時間是處在低效率情況下。工作時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我們的紀錄片如此缺乏效率呢？有三個選項：1. 紀錄片本來就是一個無法講求效率的工作。2. 我們的工作團隊又是比一般人更無效率的藝術家。3. 本來就是如此，而我把自己的工程界商業模式帶過去，根本就是不對的。我想最後的答案是4. 以上皆是。

 　　我們拍攝的主要對象，集中在湯阿伯、張阿伯、文章阿伯、周阿姨、阿雀阿媽，5~6個人身上。他們經常面對鏡頭，習慣了，很多過往的悲傷記憶，大概對不同的媒體講了上百遍吧。不過講到傷心處，還是一而再地掉眼淚。

 　　樂生的阿伯阿姨對我們都非常好，看到我們都笑瞇瞇的。那時候我都開著我的敞篷車載著Anita去樂生，樂生的阿伯阿姨也不覺得有距離，還會請我們吃飯。那時候我有深深的感觸，雖然我們的年齡、生活背景、社經地位差距非常遙遠，但是並沒有誰高誰低的問題。我不必同情他們，他們也不覺得自卑，雙方只是建立一座橋樑，完成一件作品，紀錄一個過去。

 　　關於樂生的議題，因為近距離接近他們，我也有了不同的體會。很多人並不是搞得清楚，多數都只能提出一些粗淺的疑問：
 　　政府都沒有照顧他們嗎？（不能這麼說，政府這旁邊蓋了新院區，有更好的設備，更好的醫療，多數的院民也已經遷移到新院區。）
 　　舊院區的院民為什麼不搬呢？（舊院區的所有權當然是屬於政府的，全世界多數的漢生病院區也都被強制搬遷，但那是合理的嗎？他們曾經被強制隔離，難道不能要求一點尊嚴嗎？）
 　　那是院民要求更多的補償？（從頭到尾，院民都沒有金錢上的要求。金錢補償只是附帶的，不能說它不重要，但那不是物質上的，而是尊嚴上的。）
 　　院民不是都快凋零了嗎？不能把問題往後挪嗎？（這就是歷任政府的處理方式，只要媒體不關注，能偷偷動工就偷偷做，房子壞了也不修，政府甚至想把這一個不愉快的記憶，隨著時間而抺去。）
 　　那社運團體在吵什麼？（哦，我的自問自答也快招架不住了。）

 　　紀錄片結束後我和 Anita 去Fresh　喝酒。她現在在花蓮東華大學教電影，還在拍紀錄片。拍的是原住民語言和其他國家南島語系的關聯（還是很冷門的題材）。和她一起拍攝的，是她的兩個原住民女學生，是一對拉子。她發現台灣原住民某一族的語言，和夏威夷原住民語言有共通性，還去了夏威夷出外景。

 　　我看過 Anita 早期導演的短片，非常實驗性，非常文學性，雖然後來很多是弱勢關懷的議題，但批判性不強，反而有很深沈的人世抒情與時空感傷。她的文筆應該不錯（我對英文的鑑賞力不強），但是在台灣，她說她的中文是小學程度。

 　　Anita 很喜歡跟我喝酒，總覺得酒後容易吐真言，算是釋放情緒吧。她有一次喝醉了以後，在我面前哭了，她說她坐飛機回美國，在高空上看到台灣的土地，會一直掉眼淚。她說想留在台灣，但是在台灣不容易找到教電影的工作。她不想教英語，雖然教英語可以賺比較多錢，但教英文不是她回台灣的目的。她說在美國和台灣，她都沒有好好被照顧。小學在美國讀書，她是學校唯二的華人（另一個是她弟弟），但同學問她說，那是你弟弟嗎？Anita 死都不承認。但是台灣也沒有好好對待她，她至今還是拿不到台灣身份證（Anita說蔡明亮到現在也是拿不到台灣身份證），連健保都沒有。

 　　她問我的近況，我說我在旅行，某種程度算吃喝玩樂，拍攝郵票，貼近土地，感受人生（講的有點心虛）。
 　　我們的談話內容並沒有涉及樂生，畢竟那已經塵埃落定，我們各自有各自的人生，一切都還是要看著未來。
 　　和她約好了去花蓮找她，她會帶我去原住民部落。人生中你總會遇到這樣的人，來自遙遠的兩點，短暫交會後又各自分開。但曾經有火花，也就足夠了。

 　　（後記：一年後，再度接到Anita 的 E-mail 。她在東華大學教書一年後，又在美國接到另一個工作，回美國去了。不知道她的原住民紀錄片進行到哪裡？我把當時的日記整理出來，當年我還不懂攝影，沒有單眼相機，也完全不拍照，很多寶貴的影像竟然都錯過了，想來就扼腕。還好還留了一些文字，不然很多事都淡忘了。）